中国财政供养人员到底有多少，太恐怖了！
一国的财政的健康程度，往往取决于财政供养的人员。人员越多，就说明政府管理的事务越多，从而支出越多。而中国的财政供养人员到底有多少呢？大多数的说法，其实都不准确，今天，我来给你仔细计算一下。
先要说明财政供养人员的定义，那就是他们的收入源于税款的支出，不管其从事哪一种工作，只要他的收入是经由政府直接进行分配的，都可以纳入财政供养人员的序列。
先来说最常见的一种，那就是正式的公务员。
我能查到的可以确认的数据，那就是《2015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》中的数据，公报显示，截至2015年底，全国共有公务员716.7万人。
现在的规模应该和七八年前相差不大。
第二类人员，就是政府当中的临时性聘用人员。
这个数据基本是找不到的，但是从一些公开的论文中可以看到部分端端倪。从规模数量上来看，其数量之多已远远超过公 务员数量。从数量上来看，政府临聘人员数量之大，在 公职人员队伍中，其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了公务员队伍 数量，并有逐步扩大的趋势。
据我们的调查了解，在我国某地方一个区政府，目前全区共有 90 多类约 4 万个 岗位，涉及 60 多个区直部门和所有乡镇( 街道) ，而这个区的公务员人数只有 1 万多人，也就是说，政府临聘 人员人数与公务员人数之比达到 4: 1，政府临聘人员数 量之大 也 成 为 今 后 政府加强管理临聘人员的一大 原因。
截至 2014 年底［4］，深圳市龙岗区机关事业单位共有聘用 人员 33000 余人，分为辅助管理、工勤技能和专业技术 三大类聘员，以及编外干部职工。其中街道聘用人员 12700 余人，约占聘用人员总数 38% ，主要包括出租屋 综管员约 3700 人，占街道聘用人员数 29% ; 计生协管 员约 1900 人，占街道聘用人员数 15% ; 社区 1: 1 聘用 人员约 1350 人，占街道聘用人员数 11% ; 编外干部职 工约 2000 人，占街道聘用人员数 16% ; 其他聘用人员 约 3750 人，占街道聘用人员数 29% 。
在另一篇论文里，以L市为例
经统计，截止 2018 年底 L 市市直机关共有在职工作人员 27041 人，其中公务员 5068 人，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938 人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10676 人， 行政附属人员 364 人，临时聘用人员 9991 人，临时聘用人员占总人数的 36.95%，占 比超过三分之一，其数量超过了公务员、参公管理人员和行政附属人员三者之和，成 为仅次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第二大人力资源群体。
当然，这篇论文里举的例子是发达地区街道的例子，不足以成为全国的样本。
但是以两倍公务员的数量计算临编人员，应该是出入不大的，也即1400万人左右。
第三类人员就是事业单位人员。
事业单位人员并非全部是财政供养人员，比如医生就不算，但公办教育的老师是。
根据教育部公布信息，截止2022年底，中国全国有教师编制约为2460万人，其中小学教师编制有1060万，中学教师编制有1100万，高等教育教师编制有300万。
总的事业单位的人数相关数据没有找到确切的出处，教师是最大的事业单位群体，其他的事业单位人数要么比较少，要么不算是全额财政供养人员。我们就以2460万计就可以了。
那第四类则是城镇职工退休人员。
认定他们为财政供养人员很多人不开心，他们认为他们自己缴纳了社会保险，因而政府发给他们的退休金是来源于他们自己，然而，社会保险本质就是税收，交税者与税收供养是两个群体，哪怕他们的身份有重叠，也依然需要单独计算。
事实就是，大量的退休职工他们的收入完全来源于政府分配，也即，他们也是财政供养人员。
这个数据是多少呢？
截至2021年底，中国城镇职工退休人员数为13157万人。
这其中，城市中职工的供养负担是非常重的。比如上海的女性，职工编（大部分）50岁即可以退休，但平均寿命是86岁，这意味着需要国家财政供养养老金和医疗支出36年。
以供养水平和时间来说，在全世界首屈一指。而根据统计，2035年上海女性的平均预期寿命将达到90岁。供养一位这样的女性，支出超过150万
第五类，则是城乡居民退休人员
他们的养老金待遇低于城镇职工，最低的仅一百多每个月。
我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总人数为54797万人，其中养老待遇领取人员为16213万人。
2021年统计公报中，指出职工养老保险基金全年支出为56481亿元，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支出为3715亿元。
这1.6亿的人群要说成为财政供养人员，是不够严谨的，虽然政府给予了财政补贴，支出的金额也高达几千亿，但平均金额太低了，不宜纳入。
第六类，就是军人
这个很简单，大约是230万人左右。
以上六类，就是我根据我查找的资料，能够统计到的中国财政供养人数的大概情况，当然有部分遗漏，比如行政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、某些全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的临聘人员，因为找不到数据，就没法统计，也不知道是否与现有数据有重合。
仅以人数来说，全额财政供养人员已经达到一个非常惊人的数据，即2.1亿人口，达到人口比例的15%
而全民几乎都卷入到了税款分配的事务中了，能不能上公办校，就代表着能不能拿到税款补贴。
2022年中国教育生均经费投入情况：
1.全国幼儿园为14918元，比上年增长7.3%。
2.全国普通小学为15240元，比上年增长5.2%。
3.全国普通初中为21469元，比上年增长3.6%。
4.全国普通高中为24854元，比上年增长2.8%。
5.全国中等职业学校为23470元，比上年增长1.2%。
6.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为39220元，比上年增长1.3%。
这个补贴费用，一点也不比民办校低，甚至远远高于民办高档学校的学费。这只是个平均数据，具体到每一个个体，有着巨大的差异。北京享受义务教育的补贴可能是农村享受补贴的数倍。
以某一线城市为例，仅以当年生均支出经费（不计高昂的地价），2020年全市幼儿园、普通小学、普通初中、普通高中、中等职业学校、普通高等学校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情况分别是：
(一)全市幼儿园为39094.01元，比上年的37465.30元增长4.35%。
(二)全市普通小学为33546.46元，比上年的33775.31元减少0.68%。 (三)全市普通初中为58686.11元，比上年的61004.53元减少3.80%。 (四)全市普通高中为70295.87元，比上年的70582.25元减少0.41%。
如果一个一线城市孩子，从幼儿园到高中，都在公办校读，他拿到的税款平均补贴是多少呢？一算即可知道：705501元。
不少人说民办贵公办便宜，公办不是便宜而是费用由他人承担。
大量的人的收入来源于税收，大量的人生活与税款分配相关，他会产生什么问题呢？
税款分配是一种不通过市场价格体现的收入分配方式，他带来的结果就是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，都认为自己分少了。
市场中，劳动力是有价格的，他的价格受到市场供需的影响，一个人在市场中值多少钱，他说了不算，市场说了算。一个平面设计师想和一个优秀的程序员比工资是比不了的，他需要的是有人愿意以更高的价格聘用他才行，因为劳动力的消费者（企业）愿意出价多少才是他们工资高低的关键。
15%的人口靠税款生活，全民卷入税款分配当中，这不是采取市场价格的方式获得收入，这就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舆论力量，那就是他们将不断地主张，要提高自己的税款分配比例。
基层公务员在抱怨自己明明高学历，好不容易考公成功，但却只能拿几千块钱的工资；还面临着随时下调工资和减少奖金；
公办老师说自己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，他们说世界上大部分发达国家的老师收入都挺高的，他们的收入低了，要求比照公务员的实际薪资来发他们的工资也成为了诉求。
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临聘人员，则在抱怨工资双轨制，凭什么他们干的活和公务员一样多，甚至更辛苦，但拿到的收入却远远低于他们。
职工身份退休的人员，则在要求他们的退休工资太低，要向公务员和事业单位退休的人靠拢才行，不是革命工作人人平等吗？工作时你收入高也就算了，怎么退休了，我还比你低一截？
而农村人也有意见，农民当年作了多大贡献，没有农民生产粮食你们吃什么？凭什么我一个月只能拿个一两百块钱？是人家的几十分之一？
在大城市的外地人要求拿到同样的免费教育和医疗的福利。
然而税款分配，从来不存在什么公平的规则。市场才能公平地评价一个人的贡献，每一个消费者用钱来投票，选择让谁更富有。
失去了市场机制，进入了税款的争夺就是一个必然之举。
参与者的数量太过庞大，因此也构成了一股强大的舆论力量。这种舆论力量的核心理念是：每一个人始终认为自己处于不公平的待遇之中。
这也是中国社会呼吁公平的人越来越多的真实原因。
然而真相很残酷，因为所有参与税款分配者，是永远也追求不了公平的，因为税款的总金额受到经济发展的制约，他们只能在存量中进行博弈，多发了你的，就得少发我的。
钱是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的。
在市场中，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，只要努力多一点，技能强一点，收入就能提高，也因此大部分身处市场中的人增加收入的方式是更加勤奋，而希望从税款中拿到更多收入的人，则只能采取舆论呼吁的方式，因为舆论能影响政策。
这是他们增加税款分配的唯一途径。
分配税款的呼吁都指向一个目标，那就是平均分配。失去了市场的评估手段，没有任何一种分配方式可以服众，总是有人提出需要平均的理由，每一个人都理直气壮地参与税款的竞夺。
为了平复不同群体的指责，税收范围扩大并增加税收，就成为了一个很难逆转的趋势。
然而，在这一趋势下，市场中人则受到巨大的影响，因为税收的增加，减少的是资本的存量，他将大量用于未来生产的核心资源——资本直接在当期分配了，并消费掉了。
中国的很多小县城，其实生活得很舒服，大量的老年人跳广场舞，到处旅游，因为他们的收入来源于转移支付，沿海的税收被转移到当地用于支付各种支出。
这将导致投资的减少，和未来消费品供给的减少。
真正中国经济的困境是，民间投资长达十年以上的衰退期。投资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唯一手段。
民间投资的自身同比增长率,从2014年15.8%的两位数增长之后,2015年开始滑入了个位数增长(当年8.8%),2016年为2%增长,2020年和2021年两年年平均不到4%。
自从税收分配成为社会的主题后，新增投资的减少也成为了一个必然的趋势，而这又将同时带来税款的减少，引发更加强烈的税款竞夺和更加激烈的舆论争吵。
也即，从主张平均分配税款必然要发展成为增加税收，平均分配社会财富。而那些主张平均分配的人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，那就是：
今天中国社会今天生产的产品数量超过了他们消费所需的数量，形成了年复一年的财富积累。除了当期被消费掉的消费品，还有大量的资本品——未来消费品。
资本品的不断增加，才是经济扩张的动力来源。资本来源于节省消费，面向未来生产，税收则是减少资本，将资本当期消费掉的最重要的手段。
过高的税收，就一定导致未来的资本量的减少，因此，中国民间投资也节节下降，没有新增投资，又哪来的新的工作岗位和工资率提升呢？
不断增加的税收消灭的是未来的生产。他带来的是经济的降速和未来的贫困。
当下的中国的现实就是：所有人都卷入了税款分配的争夺之中，创业造富英雄不再成为万众的榜样，在市场中努力贡献被忽视 ，各种分配政策引发的舆论冲突成为主题，人人都在渴望争夺税款的分配权。
长此以往，自负其责的市场精神将会逐步磨灭。
而这才是我们面对的最大的问题。
